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制药业在经历行业治理的同时，政府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也深刻地影响了行业信用环境。在此背景下，制药业信用质量与信用趋势的未来演化问题，一直引发业内诸多讨论。由此，需要从影响行业需求与供给状况的要素入手，分析行业信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以及行政治理与体制改革对于行业信用特征的特定环节所起的细分影响。

 

　　从本期开始，“中国制药业信用”专题系列报道将通过分析中国制药行业的信用环境和信用特点，解密中国制药业信用趋势，尤其是2010年信用质量变化，敬请关注。

 

　　回顾行业演进历史（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可以观察到，经济发展与人口因素的内生驱动、卫生总费用筹资的制度改善，将继续驱动药品需求的持续成长和结构变迁。

 

　　但是，在制度不当所抑制的需求获得释放以后，药品需求的整体规模与成长速度，仍将回归于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所决定的长期趋势。长期而言，中国医疗卫生投入的整体规模仍将处于相当有限的水平。

 

 

　　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口统计学因素和健康问题的变迁，是中国制药业快速成长的内在驱动：1985～2008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61%，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16.4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也高于同期人均GDP 15.31%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09年1～10月，医药制造业实现总产值7492.56亿元，同比增长18.78%。其中，出口交货值610.09亿元，同比增长3.22%。对国内市场约90%的依存度，反映了中国制药业现阶段整体上以内需推动为主的特征。

 

　　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使中国人口出现持续和独特的变化趋势。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性别的不平衡。人口统计学因素反映出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疾病谱。

 

　　除了贫困和不发达引起的健康风险之外，在社会经济和人口转型的驱动下，高收入国家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中国逐渐流行，从而导致中国面临双重疾病负担。WHO有关全球疾病负担的统计表明，目前中国总的疾病状况类似于发达国家，即80%以上的死亡成因是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同时，传染性疾病如非典和人禽流感仍然可能对中国的人口健康和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卫生部对城乡医院住院病人前十位疾病构成的统计，以及中国药学会对全国样本医院用药情况的统计，也印证了中国居民疾病谱与卫生资源配置相应的变化趋势。

 

 

　　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医疗卫生投入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卫生总费用/GDP的比例稳定在4%以上。根据卫生部的预计，200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约13,216亿元，人均卫生费用984元，卫生总费用/GDP的比例约为4.40%。但是，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医疗卫生投入的整体规模仍相当有限，卫生总费用/GDP的比例与全球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基本相当，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居民医疗保障体系的落后和政府卫生预算资金的不公平分配，迫使中国医疗卫生投入的筹资机制过度倾向于个人付费，居民个人现金支付的卫生费用占比较高。国际比较表明，即使相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仍然需要居民个人较多地以现金购买，这成为妨碍居民尤其是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利用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障碍。

 

　　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健全，强化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责任与投入，有效降低了卫生总费用中的个人现金支出比例。2007年，居民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45.2%，较2001年60.0%的峰值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同一时期，政府支出所占比例则由15.9%升至20.3%，提高了4.4个百分点。与之对应，自2004年起，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扭转了长期以来总量减少的波动趋势，从27.57亿人次增至2008年的35.32亿人次。同时，2008年全国居民两周患病未就诊比例为37.6%，比2003年下降11.3个百分点。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进程对于居民利用医疗卫生服务的促进、未就诊率所反映的药品必要消费潜力的部分释放以及个人比例自负机制催生的药品消费激励效应，与医疗机构药品销售业务自利机制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药品消费需求近年来的加速释放，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持续提高。

 

　　不过，由于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尤其是不同类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演进进程，因此，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的平衡与合理化，对于药品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的激励效应的持续性，还有待持续关注。 （曹明）